結帳的時候，我常因為看見錢包夾層裡的手尾錢，想起已故的阿公；想起在阿公病危時期，照顧他的印尼看護Hani。雖然我與Hani並未有太多交集，但每一次與Hani的相處經驗，卻都像佈在手尾錢上的摺痕，深刻地讓人好奇這張紙，以前究竟發生過怎樣的事。 

摺痕也許來自傷人的提問。在Hani來到我們家前，仲介曾詢問母親，介不介意看護的身材。母親有些訝異地回她：「我們沒有要請人來選美，她能好好照顧阿公比較重要。」

這番話讓仲介尷尬地回應：「沒有啦，因為前幾個家庭都覺得她太胖，所以不想用她。像你們比較善良的人，不介意就好。」

我們善良嗎？我們不過是不介意原本就不該介意的事，這也能稱為善良嗎？關於善良的問題未解，Hani已背著過往的許多摺痕來到我們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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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ani剛來到我們家時，還不太習慣與我們同桌吃飯。她說，之前的雇主不允許她一起吃晚餐。但母親與阿姨很友善地跟她說：「真的沒關係啊！一起吃飯比較開心！」她才怯生生地，拿起碗筷與我們吃飯。

在餐桌上，Hani往往是沈默的。家人很常會關心她：「這裡生活還可以嗎？」Hani在聽完家人的問句後，總習慣停頓一下，再笑笑地回應：「我很喜歡這裡。」那細微的停頓也許是猶豫，也許是她還未想清楚這裡的生活究竟怎樣才能叫做「還可以」。
我還沒能搞清楚Hani嘴裡的喜歡，究竟是表面的偽裝，還是真心的喜歡，便離家到外地讀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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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到下次見到Hani時，已是阿公的葬禮。

喪禮期間，家人因為看見Hani跟阿公的感情，故繼續聘請Hani，讓她能送阿公走完最後一程。當我得知這個消息時，其實為Hani感到擔憂。一方面，我不太確定臺灣喪禮活動是否與Hani信奉的伊斯蘭教有所抵觸；另一方面，我也不太清楚聘請Hani來參加喪禮，究竟會不會對她造成困擾？

這些擔憂讓我在做七期間，格外注意Hani在喪禮期間的情緒變化。

喪禮期間，Hani意識到自己仍受雇於我們，於是她不是以人的身份守喪，而是成為一台生產紙蓮花的機器，參加阿公的喪禮。我很少看見她離開座位，即便母親與阿姨都提醒她要適時休息，她仍選擇當一位稱職的園丁，為阿公種出一朵朵隱喻著想念的黃花。

對比Hani，我簡直是她的反例。我常是摺完一朵花後，便休息好長一陣子。如此卑鄙的我，總是坐在乾淨而無事的位置上，遠遠地觀察Hani是怎麼渡過這煩悶的摺紙時光。

觀察一段時間後，我察覺Hani習慣哼上幾句佛曲的旋律，來抒解摺花的煩悶。這一點發現，讓我更加覺得Hani還真是可愛。一來是因為她作為一個伊斯蘭教徒，竟然會喜歡佛教的音樂，二來是她的樂觀，彷彿能讓她在所有困境中，找到屬於自己的解套方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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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好比Hani在剛來照顧我阿公時，也是很快找到與阿公的相處之道。

那時的阿公還不能接受自己中風，所以常對周遭的人發脾氣。而我的脾氣也很硬，這使我在探望阿公時，總站得遠遠的，就像一個陌生人觀望著另一個與自己無關的苦痛。

可是Hani卻能忍受阿公的壞脾氣。據母親的描述，Hani手上的傷，有許多都是阿公造成的。但Hani卻不與阿公計較，反倒是不斷鼓勵阿公，讓他能重新重拾對生命的熱忱。

在照顧阿公的日子裡，Hani為阿公拍了許多照片，其中一張是她為阿公戴上可愛的帽子。據她所說，當阿公鬧脾氣時，她常會幫阿公戴上家人編織的毛帽，且鼓勵阿公把脾氣收斂一點，就帶他去遠處散步。

這些鼓勵與照顧著實使阿公的康復狀況，有了極大的改善。我與家人都很感謝Hani，謝謝她對待阿公如自己的親人。 

但是在清明時期，阿公的身體卻因不明緣故而急劇惡化。在阿公往生前夕，Hani是我們家裡哭得數一數二慘的人。也因為這些日子釀出的感情，我們決定繼續聘請Hani，讓她陪阿公走向生命的終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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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公過世後，Hani與我們一樣想念阿公，她常忍不住把眼淚摺成點綴紙蓮花的水珠。阿姨在某次看見Hani的淚水，便拍拍她，安慰著她：「如果妳真的很想阿公，妳可以到靈堂前，雙手合十拜拜，跟阿公講妳想說的話，他都會都聽見的。」

我不喜歡進去阿公的靈堂，那裡擺放著陌生的阿公。面對阿公蒼白的面容，我常不自主地感受到愧疚。但Hani與我不同，每當她想起阿公時，便習慣走進靈堂，把自己的生活撥成零碎的言語，與阿公一起分享。

看著Hani對阿公的愛，我搞不清楚自己是從何時開始，不跟阿公說話的？活了二十多個年頭，我還是記不得很多事情。這其中包括當許多親人，聚在這一張摺紙的圓桌時，我們也很常忘記悲傷，反倒把黃紙摺成一張歡笑的嘴。

可是Hani卻總用摺滿的蓮花池，提醒我們：「這是阿公的喪禮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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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著Hani代我們摺給阿公的功德，親戚也回摺於Hani一道無聊的玩笑：「既然你們看護那麼閒，可以借她來我們家打掃嗎？」我不知道這些話傳到Hani耳裡，會變形成怎樣的傷害？為了轉移Hani的焦點，我鼓起勇氣跟Hani說：「其實我有學過印尼語。」接著才用我所學不多的印尼語，讓她知道她並不孤單：「Halo! Nama saya Arjuna.」（嗨，我的名字叫Arjuna。）

說來好笑，Hani都來我家不知道多久了，我現在才對她自我介紹。可是那卻是我少數能說出的印尼話。Hani聽完後，先是瞪大眼睛，再來才說：「弟弟，你的印尼語講得很好誒。」

我說：「沒有啦，我也只會一二句而已，畢竟我不會發r的打舌音。」在這一問一答中，我與Hani才開始對彼此有些認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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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那玩笑確實在她身上，摺出一道無法說出口的傷。每當太多親戚路過這張生產功德的桌子，Hani往往會冷眼望過開心的我們，隨即龜縮進阿公的靈堂，把裡頭冰冷的空氣，當作是阿公對她最後的溫存。

在靈堂閃爍的死白燈光，映上Hani黝黑的皮膚時，那延伸出模糊的影子與Hani，總讓我分不清楚她們之間有何區別。在Hani來到我家的日子裡，家人雖然想把Hani當作是一般家人看待，但那些繁複瑣碎的人際相處，以及便當副菜上的香腸，總讓我們拙劣的演技破功。

這些細微的差異，著實構成我們與Hani之間的遙遠距離。在這個家裡，唯一對Hani一視同仁的，便是躺在冰櫃裡的阿公。他不與任何活著的人說話，於是那方像海一樣涼快的角落，便成為Hani存放寂寞的保險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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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險櫃裡存放什麼秘密？

在我用印尼語和Hani聊天的那天後，Hani偶爾會叫我一起參與，她與小孩的視訊。但我畢竟不懂太多印尼語，所以我常是過去問候他們：「Apa Kapar？」（你好嗎？）就草草離開。在那短暫的視訊時光裡，Hani卻露出少見的笑顏。

這著實讓我覺得感慨，在這些日子裡，我們雖是盡力想像Hani是我們家人，但想像與現實中間，卻仍佈滿虛妄的縫隙。尤其在Hani面對她真正的家人時，她眼裡流露出真實的喜悅，再度照亮縫隙裏頭，我們自以為的寬容與恩賜。

這些縫隙沿著喪禮的進行，最後給了Hani一份手尾錢。

阿姨在拿給Hani手尾錢時，仍再三提醒她：「這個錢不能隨便花喔，它是阿公給妳的錢母，是要幫助妳生更多錢的。」Hani聽完後，點了點頭，而她的眼角再度落下眼淚，一如阿公死去那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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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同樣也拿了阿公的手尾錢，這在風俗上我們好像真成了一家人。

我把這份手尾錢，藏在皮包夾層。有時我會在結帳時，不小心瞥見夾層內的手尾錢，想起走遠的阿公還有Hani。至今的她帶著阿公過世的悲傷，去了哪兒呢？現今的她又過得好不好？

又有時，我會聽見我母親說，她在醫院偶遇Hani，而Hani新照顧的阿嬤也進了安寧病房。聽完母親捎來的消息後，我無奈地想著：「再過不久，好不容易適應新雇主的Hani，又要到別人家，展開新的生活吧？！」

在不斷流浪於死亡的日子裡，Hani也像是一張無所從的紙鈔，等待一個不把她當作工具的錢包，將她收納進溫暖的夾層。但先等到的，卻是雇主家庭在Hani身上，摺上不規則的陰影。而那樣的摺痕，又時常被我們安葬在光亮的擬家庭遊戲裡。

我不知道Hani還要背著這些我們無法完全同理的陰影，持續多久的流浪？

我唯一能做的，不過剩下虛偽的祈禱。

但願阿公的手尾錢，早日讓Hani賺足與家人團圓的錢。